刚刚结束的西北之行是我近年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没有明确的目的，既不是开会、办事，也不是有具体题目的学术调查，更不是旅游。人们总以为旅游是自由的、解放的，其实大错特错了，现代旅游业早已把旅游变成了准军事化行动，一杆小旗、一只喇叭引导你排着队走路，按严格的时间表从一个景点赶到另一个景点，还经常把你领到新建的“人文景观”让你看看缩微的长城或者地狱里的小鬼下油锅，把你领到专门为旅游者开的商店让你花重金买些假古董，加上初中刚毕业的导游小姐给你把所有的历史都讲成绯闻：管叫你什么真事都见不着。你可以“旅游”过一个城市而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旅游是有目的的，除了旅游者“到此一游”的愚蠢目的之外，还有旅游开发公司与旅游局的聪明目的，那目的跟过去的山大王差不多：“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相比之下，没有目的旅行是多么幸运啊。
旅行没有目的那么地理就成了目的。山脉的走向，河流的水质，不同的民居，陌生的树木，口音方言，土壤庄稼，地名人姓，无不关心。地理的关怀是没有界限的，是无边无际的，远行的外，脚之所踏，眼之所见，耳之所听无非地理也。只有亲身游历，地理才会变得这样真切而真实。上中学的时候也有地理课，那主要是为考大学准备，老师说学地理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得死背。背是背下来了，但也恨死这门课了。那时上地理课唯一有点乐趣的是老师的滑稽，这位老师每讲到一处地貌时就说“这个我见过”，讲到一种水果时就说“这个我吃过”，成了口头禅，我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我吃过”。据坏同学调查，“我吃过”老师行不过百里，是没有见过桂林山水也没有吃过芒果榴莲的，但他对远行与游历的热爱和强烈向往却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一直怀着行万里路去观察地理的冲动。出行要带上司机行车或者部队训练用的详细地图，对经过的每一个村镇都一一印证，如果哪一个村子名字比较古怪就停下来进村看看，看看村街、院落与水井，同当街晒太阳的老头谈谈，问一问村中户族的来历。如果能在县城同方志办、文化馆的小知识分子谈谈就更好了，这些人中往往有地方史地的真正专家，堪称渊博；他们因为寂寞而渴望与外人交谈，又因为小地方的自尊而对外人的态度很敏感甚至表现为自负，若是你诚心请教定会获益良多。旅途中大量搜罗一些方志资料也是很必要的，在旅舍的灯下细读方志至深夜，同白天所见所闻互相对照发明，会顿觉心明眼亮，这种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的甜洽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读得字字入心。有时一天车行八百里，饱看沿路的高山大川、荒山秃岭或茂林修竹，地上的丘壑一下子就变成了胸中的丘壑。在访古观风的同时还要留意车站码头、工厂矿山与贸易市场，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闲情同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志结合起来，地理的概念就圆满了。
地理的乐趣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大乐趣之一。地理就是世界，地理就是历史，地理就人生。“生活在别处”，地理的兴趣是对远方的兴趣，对他人的兴趣，对一己局限的超越。所以古诗人才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细雨骑驴过剑门”时抑制不住的狂喜。不过，我不是诗人，缺少那样的浪漫，我更关心的是一个学者的地理情怀。现代学术制度使学者们往往溺于书斋，寻章摘句，哪里还有古人治学的地理根基。当年顾炎武在中国的南北居无定所地勘察了二十余年，方有精到的日知之得。当然，顾炎武从军事的角度所重视的城池天险在今天战争条件下已丧失意义，但他在舆地知识的基础上研究政治、经济的“实学”追求今天仍可作为我们的典范。岂止实学，就是我所从事的“虚学”文化研究其实也是离不开地理的。光听陈独秀、梁漱溟辈神侃“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西洋文化”如何如何也真是空乏得很，只有对各个地域的土地人群有深入而详细的亲身了解，才能对中国文化是什么心中有数。健康的学术是需要充沛的心力与体力的，这一点总是被我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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